论戏曲经典的命运

　　论戏曲经典的命运

　　对于戏曲而言，这些外在的文化宰制，举其要者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是政治实用主义之下的激进的改造，也就是出于现实的政治需要而改造经典，对于经典的留存往往从现实的政治利益出发加以甄别取舍。从19世纪末的“戏曲改良”，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不久那场轰轰烈烈的“戏曲改革”运动，显然都属于此列。这里，从梁启超强调改良戏曲的宣传教化功能到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强调“为工农兵服务”，为其提供了必要的理论基础。从而，传统戏曲经过政治实用主义的功利化改造，也就意味着那些历史留存下来的艺术形式和作品，经新的意识形态的淘选，而被主流文化圈子所接受并合法化，其中那些引人注目的作品，被进保存为新的历史传统的一部分。而文革“样板戏”显然就是这种政治实用主义之下的激进的改造的成果。“样板戏”之所以被称为“红色经典”，除了在今‘信革命“时代某种市场炒作之嫌外，在20世纪60年代革命成为席卷全球的历史现象之际，它确实在改变了人类历史生活的同时也创造了与之相适应的意识形态化的艺术样式。于是，当“红色”和“经典”互为前提、相互连接的时候，一种特定的政治利益至上的话语形式就诞生了。只是因为“红色”有它特定的历史文化、社会政治背景，从而必然使这种“红色”的“经典”成为一种带有鲜明的时代色和政治功利化标志的产品。

　　其二，是文化民粹主义之下的片面的否定。所谓“文化民粹主义”，主要是指19世纪以来所兴起动员平民大众的社会变革思潮。其核心的表现就是极端地推崇底层道德与文化（的价值，认定大众保存了文化传统革新与社会进步的真正力量，与此同时，民粹主义强烈地弥漫着反精英：文化、反知识分的倾向。因而，民粹主义的基本含义是它的极及端的平民化，即极端强调平民群众的价值和理想，把民化和大众化作为所有政治及文化运动合法性的最终来源，并以此来评判社会历史的发展。惟其反对精英主义，所以它极端无视甚至否定政汝治或文化精英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在这个。意义上，可以把民粹主义定义为一种意识形态。根据这种意识形态，合法性即在人民的意志与道德理想之中，因此它实质上体现的也就是一种激进的民主理想。就戏曲而言，20世纪30年代的“文艺大众化”；“口号及与此相关的“旧剧（戏曲）现代化”观念的提出，主要就是以“大众”相号召，在“大众”的旗帜下，走上了一条民粹主义的道路。特别是抗战中，因为需要动员民众，宣传抗日，因而采取“旧瓶装新洒酒”的，法来改造传统戏曲，实际上也就消解了戏曲曲经典。由此而带来的“戏曲改革”走的就是一条以民众利益相号召、不断革除舞台上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片面否定之路。诚然，戏曲自古就是一种民族民间的艺术，属于真正的“草根”艺术。然而，在中国戏曲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其民间品格并不总是自在和自为的，常常是“上有所好，下必兴焉／，。戏曲艺术的史发展过程在中，不仅经常受到贵族文化的收编，还经常为精英文化所渗透、所同化，甚至远离草根”而成为主流。戏曲艺术的经典也便由此而生成。然而，戏曲传承中的民粹主义却无视这一点，它们在“平民化”的名义下“服务民众”，其目的仍然是对平民大众从整体上实施有效的操控，实则仍然只是“操纵”民众一种特殊的策略和方式。因为“操纵”大众实际上也就是操控舆情和市场。20世纪末以来伴随着赵本山电视小品而走红的“二人转”，也便可视为文化民粹主义对于传统戏曲经典（比如京昆艺术）的取消。

　　其三，是经济消费主义之下的切实的利用。也就是出于某种经济和市场的目的，有效的利用经典，将其作为一种文化资源，用以点缀、拼贴、“戏”、反讽或炒作。特别是随着大众传媒的发达，经典的表达也越来越快餐化。传统中国戏曲的经典生，原本就体现在大众化的现场观演与品味之中。者可以说，传统戏曲审美文化的因子原本乃镶嵌农耕文化走向市场化的大众娱乐的生活方式当中。然而，消费主义文化浪潮鼓荡之下的当今社会，一切都被加以市场化或产业化，戏曲经典自然也可被当做商品加以消费或用来零售，甚至利用传统戏曲的文化资源，进行文化产业化的运营。这固然体现了戏曲的现代命运的另一种路向，亦即一种市场化的效应，或者说戏曲艺术的发展过程中原本就着一种天然的市场化的价值取向，长期以来，戏就离不开票房的支撑，并确实曾因拥有辉煌的票纪录而走向了它的鼎盛时期。但是，时过境迁，在一种削平价值、娱乐至死的当今时代，如果只是一味地肢解经典、利用戏曲资源来赢取市场效益，有时便难以避免市场经济的过度侵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