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剧的命名以及五四以来话剧的形成

话剧的命名以及五四以来话剧的形成

　　1928年，戏剧家提议，将主要以对话和动作来表情达意的戏剧样式，正式定名为“话剧”。

　　“五四”新剧的倡导者们特别钟情干挪威剧作家易卜生的戏剧。胡适就推崇、介绍过“易卜生主义”，尤其推崇他的《玩偶之家》等社会问题剧，这对后来中国话剧的创作有着重要的影响。胡适的《终身大事》、欧阳予倩的《泼妇》、熊佛西的《新人的生活》、郭沫若的历史剧《卓文君》等，塑造了一批出走者形象，被称为“娜拉剧”，呈现出“五四”话剧最初的现实主义特色。

　　以王尔德的《莎乐美》为代表的唯美主义戏剧对中国早期戏剧的影响也很大。欧阳予倩的《潘金莲》，女主人公原是中国古典小说《水浒传》中一个“淫妇”形象，但在作者笔下，潘金莲却成为一个大胆追求爱情的女性。她对猥琐而矮小的丈夫武大郎毫无感情，却深深爱上了她的小叔、仪表堂堂的打虎英雄武松。将历史上人们惯常认识的“淫妇”变成了值得人们同情的普通女性。向培良的《暗嫩》，无论是取材、思想倾向还是艺术技巧，都深受《莎乐美》的影响，张扬着人的个性，狂热地抒发着炽烈的情感，表现了对封建禁欲主义的挑战。

　　象征主义戏剧对中国剧作家也颇有影响。郭沫若的诗剧《女神之再生》，将中国古代的神话传说与自身的现实感悟和诗意憧憬结合起来，以帝王之间的征战象征现实中的军阀混战，以创造新太阳的女神象征美好理想的诞生。田汉早期的剧作，也多流露着象征主义的神秘和感伤情调。

　　因此，20世纪20年代前后的西方现代主义的影响，使中国话剧在中国大地上的生存有了更深的立足之地，也逐渐为中国的现实主义戏剧所吸收，成为中国诗化现实主义的构成因素。西方戏剧，在中国经过文明戏分阶段的过渡，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培育，这个“舶来品”终于在中国确立。其标志是：新的戏剧文学的产生；有了一支从事话剧的队伍；有了专门的戏剧教育；“爱美剧”即业余演剧制度的兴起；业余剧团的活跃以及话剧导演制度初设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