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历史”纪录片的提出及其背景

   “口述历史”并不是一个新词汇，在史学界“口述历史”是指通过对历史见证人的讲述的记录，以保留下一段历史最原始的资料。在电视中，中央电视台纪录片导演孙曾田在2001年厦门纪录片选题会上，在播放他的新片《点击黄河》时，提出了“口述历史”的概念。孙曾田说，《点击黄河》借用的是一个网络上的词，也就是说，在形式上要让观众感到轻松。其实《点击黄河》所接触的是一个十分沉重的主题，数千年来的人类文明给黄河生态所造成的危害已经威胁到人类自身的生存，那么怎样表现这一主题呢？孙曾田采用了亲历者讲述的方式。讲述者有县里的干部、有农民，他们亲眼目睹了黄河风沙的景象。通过不同人物、不同的视点展现同一时刻发生的事件面貌，就创造出一种身处事件现场的氛围，从而达到了类似文学描写中绘声绘色的效应。在中国纪录片发展中，“口述历史”纪录片的出现应该说是一种历史的必然。中国的电视纪录片诞生于新闻纪录电影的母体中，六七十年代，电视工作者在与工人农民的亲密接触中，用胶片拍摄了《收租院》《向青石山要水》等代表性作品，但由于受形象化政论的影响，这些作品基本上是解说一贯到底的格里尔逊的模式，这种模式一直持续到八十年到中期的《话说长江》、《话说运河》，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望长城》出现在中国的电视屏幕上，《望长城》采用全程跟踪、过程纪录的方式为观众展现出一个真实立体的影像世界。在《望长城》中，一向被音乐、解说覆盖的人物有开口有了自己的声音。九十年代后出现的纪录片，基本上由两大类型构成，一类是通过个人视点关注社会、文化、自然的个人化纪录片，一类是以官方为视角的主旋律纪录片。个人化纪录片通过纪录对象的行为表现编导的艺术观点，这些作品大都凝聚着编导个人的匠心和独立的艺术追求，在这些作品中，即使表现政治内容，也被隐含在作品的整体叙事中，以不破坏作品整体的艺术情境为前提，如《龙脊》。主旋律纪录片由政府投资，采用大兵团拍摄、集体制作的方式，这些作品取材的对象是中国革命史，揭秘性、权威性是这些作品追求的目标。但到了世纪之交，在媒介市场的冲击下，两种节目形态同时出现了危机。个人话纪录片因为片面曲高和寡，漠视观众的欣赏趣味，生存空间逐渐狭小，文献纪录片因为受官方投资影响，只能出现在重大节庆纪念活动中，成为一种不定期的节目制作。现实为中国纪录片提出必须寻求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其实当人们在探讨纪录片发展时，恰恰忘了另外一条线索。1994年，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开播，之后是《焦点访谈》和《实话实说》，人们在谈到《东方时空》时，更多提到《百姓故事 》称其“以每天一集的篇幅为中国百姓普及了一种纪录片文化”。从内在意义上说，《东方时空》《实话实说》《焦点访谈》带给中国电视的是一种把话语权交给观众的传播方式，这一意义远比《百姓故事》的普及意义更为深刻，从传播学的角度看，早期《望长城》寻找王向荣中对王向荣母亲画面的纪实性处理，就是希望在最大限度上调动观众的审美期待，可惜因为一种浮躁的心理，因为望长城大量的跟踪纪录，中国电视纪录片人误以为纪实就是一种跟拍，大量的过程拍摄掩盖了这一命题的本质内涵。这就象一个无私的亲戚，把自己的所有财富都让给了别人，结果还是自己受穷。当人们看到电视上一个个无助的弱者在痛诉自己如何被欺骗，一个个经历着生命极限的挑战者在诉说自己成功的喜悦时，画面已经告诉我们，纪实还应该有更为深刻的内容。当观众已经厌倦了纪录片画面中摇摇晃晃的“跟腚”式拍摄，沉闷缓慢的剪辑节奏时，“口述”就成为纪录片的另外一种选择。

      从纪录片的生存处境来看，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纪录片栏目的收视率大幅度下滑，而制约纪录片发展的一个致命因素是缺少片源，当频道专业化到来之时，中国所有的纪录片加起来竟不能支持一个专业的纪录片频道。世纪之交，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成立，同时原中国新闻电影纪录片厂与中央电视台合并，加入纪录片创作，新影厂长达半个多世纪的资料积累，为中央台历史题材的纪录片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正是在这一情况下中央台推出了“口述历史”的纪录片构想，这一操作的基本程序是：选择一段历史的关键点，实地拍摄和资料运用相结合，交代历史事件发生的背景，通过大量历史事件当事人的口述再现历史现场。当策划方案给出，凡资料、找人、审看素材、剪辑每一个环节都可以单独运行，最后是节目的合成，这十分类似与好莱坞的制作工厂。中央台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达到一种纪录片的工业化，从根本上打破过去纪录片拍摄中单门独户的作坊式生产的局面。“口述历史”提出后，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中央电视台提出了近百集作品，其中优秀者如《点击黄河》、《荡涤尘埃》、《一个人和一座城市》、《重庆大轰炸》、《开往1910年的列车》等，初步显示出这一运做方式的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