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现代幽默喜剧的英雄化（四）

浪漫与写实的结合，同时也给英雄化喜剧提出了一个新的课题，即英雄性和喜剧性的  结合问题。大团圆的结局并不必然保证作品的喜剧品格。英雄确实需要严峻而紧张的情  节设计，但这种设计会不会同时冷落了喜剧性的要求?把英雄作为完人来表现，当然是  理想的，但是这种理想化的完美会不会同时又抑制了笑的产生?在机智化和世态化中，  实际上是存在着某些非英雄化倾向的。现在，当人们要把一种新的精神灌输到幽默喜剧  中去的时候，他们必须面对的是幽默喜剧内部诸要素之间的调整。幽默喜剧并非不能表  现英雄，但必须以自己特有的方式。
我发现，在中国现代幽默喜剧英雄化的过程中，确实有迹象表明存在着一种将喜剧性  消解到正剧性的倾向。这对正剧的发展并非坏事，但就现代幽默喜剧自身的生存而言却  不能不说是一种潜在的危险。《蜕变》的第一幕无疑是喜剧性的，但这里的喜剧性主要  体现为讽刺性，因此并不足以决定全剧的幽默性质。从英雄性与喜剧性浑然一体的角度  看，剧中的两处情节描写和人物刻画是十分精彩的。其中一处在第二幕：空袭中，梁公  仰由于外表衣着的质朴和其貌不扬被小护士误为普通人，所以拉他去搬运伤员；在这之  后，他又镇静地帮助丁大夫做完了手术，最终消除了后者对于“专员”的误会，赢得了  医护人员的敬仰。另一处在第三幕第二场，主要描写梁公仰与其远房亲戚的会面，后者  要梁专员为他的儿子在医院谋事，遭到了委婉而坚决的拒绝。在这两处，作品成功地以  喜剧的形式表现了主人公身上的英雄精神和人格力量。但是总的来说，仅只这两处和一  些喜剧性穿插还是不够的，全剧还是具有了某种正剧性。这种正剧化的潜在趋势事实上  也不同程度地存在于《边城故事》、《包得行》、《等太太回来的时候》、《密支那风  云》和《河山春晓》等剧作中。
我之所以将幽默喜剧的正剧化视为“潜在的”危险，是因为英雄化喜剧尽管存在着上  述的不足，但仍有不少作品在英雄性与喜剧性的结合上取得了明显的成功。《打得好》  和《粮食》等剧在紧张情节的设计中，让主人公们凭借自身的勇敢、镇定和机智十分巧  妙地度过了危机，战胜了暂时处于优势的敌人。在“巧克强敌”的意义上，可以归属于  延安文艺系统的英雄喜剧在“英雄”与“喜剧”的结合方面做出了特殊的贡献，并在此  基础上形成了一种特有的艺术风范。在这种风范中，我们似乎可以觉察到《救风尘》和  《望江亭》当中的某些历史遗韵。当然，延安文艺系统的英雄喜剧一般篇幅都比较短小  ，因此，在英雄性与喜剧性结合的问题上，把握起来自然会相对简单一些。而在那些大  型的多幕剧当中，由于人物、情节或头绪的相对复杂，上述问题解决起来当然要困难得  多。尽管如此，一些作品还是为后来者提供了不少宝贵的艺术经验。
这些经验大体有以下几种：
第一种以丁西林的《妙峰山》(1941)为代表。剧中的王老虎是某抗日部队的首领。他  曾指挥五百名弟兄在老虎口一举歼灭二千多日军，在当地民众中有着很高的威望。不仅  如此，他还在妙峰山上创建起一块“近代化、科学化、人情化、理智化”的理想乐土。  他因为“咱们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而被政府军俘获。在被押解途中，他不仅处变不惊，  而且成功地部署了解救自己的行动。他无疑是位英雄。但是作品并没有对上述情节做出  正面的渲染，而把主要的笔墨放到他与华华浪漫地相遇、恋爱，直到结婚的线索上。突  出了他一方面无法抵御华华的吸引，另一方面又不能忘掉自己矢志不娶誓言的喜剧性矛  盾。这也就是说，英雄性与喜剧性的结合，在《妙峰山》中是以一种虚实相间的方式实  现的：虚写主人公英雄业绩的一面，实写其日常情感纠葛的另一面，其中又突出了他所  具有的某些无伤大雅的“缺失”。以这样的方式塑造出来的喜剧英雄往往不仅是可敬可  仰的，同时又是可亲可喜的。
第二种以吴祖光的《少年游》为代表。如果说英雄性和喜剧性在《妙峰山》中主要是  体现于主人公一身的话；那么它们在《少年游》里却是分别体现在不同的角色身上的。  其中的姚舜英和周栩是英雄性的主要负载者，而洪蔷则是喜剧性的主要体现者。这样，  作品通过他们之间的纠葛，特别是通过后者向前者的趋进，在整体的意义上构成了英雄  性和喜剧性的结合。这里给我们带来的启示是：英雄性与喜剧性的结合实际上不仅可以  通过一个人物不同侧面的结合来实现，而且也可以借重几个不同人物之间的结合来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