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与道德的关系，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一方面，战争造成了人性的退化和兽性的泛 滥，给人间带来了难以计数的惨剧和罪行；但在另一方面，它又以强有力的方式促成了 人类对于自身的道德反省。尤其是在正义的战争中，志士仁人们的舍身取义、慷慨赴难 的崇高精神必定会使愈来愈多的人跳出小我平庸的拘囿，完成道德上的净化和升华。中 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就是这样的战争。一方面是空前的破坏和灾难，一方面又 是前所未有的进步和建树。亿万人民在创造英雄业绩的同时也在不断地改造着自身，其 中当然也
包括着革命和进步民众的道德状况。这种道德的提高也正是宋之的所说的“民 族再生力量”的一部分。英雄化喜剧对于这一方面的关注和
艺术表现显然具有重要的意 义。
这种关于道德迁善的描写同时也给英雄化喜剧人物塑造方面带来了明显的影响。以夸 张的方式去凸现人物的丑恶，并在这一艺术表现过程中不断对丑恶施以辛辣的针砭，是 讽刺喜剧的基本手段。在机智化的幽默喜剧中，作家对人物往往持赞赏的态度，但他们 赞赏的主要是人物机智可爱的方面。喜剧的人物塑造在世态化的幽默喜剧中达到了相当 的深度。然而这种深度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环境对于人物的影响实现的，而环境不可避 免地具有相对稳定的一面。可见在上述类型的喜剧中，人物的性格大体处于静止的状态 ，即便是在一些优秀的作品中，作家所做的也只是对于给定性格多方面的揭示或展示， 性格本身仍是一种常数。而在我们提到的这类英雄化作品中，情况发生了变化。道德的 迁善必然导致性格的发展，包占云从最初的玩世不恭到后来肩负起自己对国家和亲人的 责任正是对此很好的说明。应当承认，英雄化喜剧在塑造性格变化方面所取得的总体成 就是值得怀疑的，但尽管如此，其有关这一方面的描写，即便算不上是对中国现代喜剧 的重大贡献，也完全算得上是对中国现代喜剧的重要启示。
在英雄化喜剧里，还有一类作品，它们直接表现的虽然并不是社会的公民生活，但即 便是在日常生活领域的艺术表现中，人们仍然能够发现那种英雄化的内在特征。这类喜 剧里较为成功因而也较有代表性的作品是石华父的《
职业妇女》(1941)、李健吾的《青 春》(1948)、鲁思的《十字街头》(1944)等。相对于英雄化取向的轴心部分而言，这些 喜剧其实是一种带有边缘性质的作品，它们一般带有由世态化向英雄化过渡的痕迹。然 而，值得深思的是，英雄化取向在这种边缘领域却取得了更为显著的艺术成就。
《职业妇女》中，女主人公张凤来为了实践自己的女权主张，不仅在机关里隐瞒了自 己已经结婚的事实，而且巧妙而机智地捉弄了上司——作为男性和权力象征的方维德局 长。表现中国都市妇女的生活状况，是杨绛喜剧的重要内容。我们不妨将《职业妇女》 与之作一番对比。在最终意义上，杨绛喜剧中所有的女性都是被动的。周老太如此，李 君玉如此，受过“五四”新思潮影响的张太太亦如此。赵祖荫夫人和赵祖懋夫人的争宠 与固宠，说穿了，无非是男性中心社会传统的折光。即便是个性很强的张燕华也难以离 开男性而独立，正因为她社会地位的改变要通过对于男性的选择来实现，所以她最后的 “征服命运”也只能从“督促”丈夫的“改造”开始。可见在这些形象中，女人始终是 不能单独面对世界的。然而在这一点上，张凤来是不同的。隐瞒结婚已经两个月的事实 ，固然是为了对付方局长的性别歧视，但对张凤来似乎还有别的含意。“张小姐”和“ 王太太”并非仅仅是称谓的不同，前者抹杀掉的是王道本作为丈夫的存在。王道本抱怨 说：“你看我们两个谁是胜利者，谁是被压迫的，自从结了婚，我一直没有出头过”。 张凤来对此的回答是：“这你不能怪我，只能怪我们的局长，他逼得我把你藏起来的。 ”其中“我把你”三个字明显地点染出说话人作为女性的自得，因为她不仅是独立的， 而且是主动的。更可贵的是，张凤来对于女性力量的认识是同其理性的自觉相联系的。 她说：国家愈是多难的时候，愈是我们妇女翻身的好机会，因为表现我们事业的机会也多了 。这样男女斗争着，抢着事业做，不但我们自身的地位提高了，连社会也可以不断地进步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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