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剖析中国电视谈话节目有何困局, Story 2

　　曾有学者对近年美国具代表性的Kunahue Show、Oprah Show、Gabrielle

　　Show三栏节目做过统计，按话题所占比例高低分为七类，分别为：婚姻关系（包括婚外恋、离异、单亲父母与子女关系；再婚家庭以及同性恋、夫妻性生活等非常隐私非常敏感的话题）、社会问题（多涉及社会伦理，如中学生性行为，少年母亲，器官移植，精子银行等）、个人生活观（如以妓女为业且以此为荣的人、遍体纹身且四处穿孔的青年男女等）、医疗保健（着重身心健康，有关医疗卫生和心理健康的内容较多）、休闲娱乐（如介绍影视明星、选美、服装时尚等）、奇闻轶事（如通灵的人、失明多年突然复明等）、其他（包括生活指南、司法治安、儿童教育等）。

　　我国的电视谈话类节目起步较晚，开播之初，话题停留在比较软性的题材上，主要是关于个人的生活状态，后来题材逐渐广泛，开始关注一些社会热点。主要可分为以下几大类：政治/社会事务、经济/消费、教育、娱乐、生活方式、社会问题/公德、婚姻/家庭关系、法律法规、环境、体育和其他。

　　从上述对比中可以看出，我国谈话节目在话题选择方面的匮乏。我国的传统文化向来注重人与环境的协调统一，即“天人合一”，主张国家利益高于一切，个人利益必须服从于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人只有在“和谐”中才能保存自我并在“中庸”中求得发展的社会伦理原则已深入人心。而且，“官方文书系统”式的宣传教化作用，一直是我国各种媒体的首要功能。因此，相较于美国谈话节目对猎奇性的追求，我国的国情、民情和新闻宣传政策造成了目前国内电视谈话节目较少意见性的话题探讨，而是多在节目中请嘉宾讲一段个人的曲折经历或一个感人至深的故事，并且重过程而轻结果，往往不能在节目最后得出建设性的意见或建议，使谈话节目的价值和作用大打折扣。中国的谈话节目注重教育性、指导性和政治性，在观点上带有明显的舆论导向性，选题的范围大受限制，缺乏对个体深层次的探寻和关怀。

　　“实话实说”栏目总策划杨东平1998年曾就谈话类节目的话题做过一番归纳。他对“实话实说””所涉及的话题表示有一些担忧。他意识到这个节目已经面临着无话题的危机：话题偏窄，文化、科技、经济类的话题少，而且主持人的风格也受到限制。为了改变这一现状，他们后来换用了个案类话题这一策略，如《父女之间》、《同在蓝天下》。“个案类话题资源要丰富一些，因为热点和焦点的问题是有限的，但一旦这些问题融化在具体的事件中，就变得千变万化。”但个案类的启用本身就是话题匮乏的表现。

　　这不仅是“实话实说”存在的问题，部分谈话类节目的负责人也常常担心话题的短缺或撞车。谈话类节目大量存在，而社会的热点和焦点却是十分有限的，“话题”在国内的“供不应求”也就不足为怪了。其实，再仔细分析一下，造成话题的短缺还有另一层原因，那就是话题的挖掘相对狭窄。对于同一类问题的探讨，制作者常会陷入雷同、套路的怪圈。殊不知，对于同一话题，我们可以从不同角度来讨论，以此提高话题开发的效率。比如，同样是世界杯足球赛这个话题，中央台可作全面而宏观的讨论，而江苏有江苏的谈论角度，辽宁也有辽宁的角度。这样，即使是同一个大的话题，各地方卫视台的谈话节目也不会出现撞车现象。由此可以看出，话题的进一步拓展、细分和个性化，将是解决话题匮乏问题的重要策略。

　　四、从品牌经营来看，停留在“起步”与“知名”之间

　　电视谈话节目的品牌经营包括节目的形象识别系统，如片花、主持人、演播室的设定和包装，节目题材、风格、样式的稳定性，以及案头策划、甄别话题、挑选嘉宾、后期制作等一系列科学、规范的工作流程和机制。国外电视谈话节目在长期的实践中形成了自己的传统和比较规范的商业化运作机制，涌现出许多著名节目品牌和著名主持人。而我国电视谈话节目不太重视品牌经营，真正能够在全国叫得响的著名品牌较少，在国际上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明显不够。在激烈的媒体竞争面前，我国电视谈话节目面临着打造品牌的压力。为了创立节目品牌，我们应该在传媒市场调研的前提下找准某一特定的电视谈话节目的受众定位、功能定位和市场定位，对节目进行CI(企业形象识别)策划，引进整合营销传播理念，综合利用各种传播手段，提高受众对节目的关注度和忠诚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