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编导采访的要素

　　电视编导采访的要素

　　作为编导，不管是创作影视剧本还是为电视台栏目撰写文本，都必须学会采访。它和前面讲述的共同之处都是为了得到创作素材，不同的地方在于你观察与感受也好，收集积累素材也好，主动权完全掌握在你自己的手里。而进行采访就不一定了，会采访的，主动权在你手里，不会采访的话，那就很被动了，甚至伤害、得罪采访对象，无功而返。

　　因此，身份定位很重要，我们编导和新闻记者的身份不同，新闻记者往往有一种优越感，他们采访时可以平等待人也可以居高临下，因为被采访者怕得罪他们或有求于他们，所以非常热情而且还接待周到，否则，记者给你写上一篇负面报道，岂不“栽”了，名声或者政绩全完了。我就切身经历、亲眼目睹过这种情况，80年代初，我下去深入生活进行采访，曾和新华社记者同住在一个招待所里，好家伙，人家对记者是毕恭毕敬、点头哈腰、笑脸相迎、有求必应，采访时提前上门主动迎合、热情之极。我就不同了，冷落你、怠慢你，因为是你求他，他并无求于你，你的采访不会有名有姓或者地区部门的写在报纸上刊登出来。所以，明白了这一点，编导的采访是有求于人的，电视台栏目的编导情况会好得多，特别是写专题片呀、拍纪录片、专访片呀，人家会热情接待和配合采访与拍摄的，因为他知道你要在电视台播出嘛。但不管怎么说，编导要放下身段，有求于人的态度准不会错，所以需要耐心、需要主动，千万别怕碰到或软或硬的钉子，人家托词不见，你就主动上门，他要干脆拒绝，你就耐心等待，像刘备三顾茅庐那样，人家总会被你的真诚感动的。作为编导，最好尽量避免电话、电脑采访，也别光写个字条让人家书面回答，这样既不尊重人家，得到的素材也不会全面深人。还要注意，你约人家采访，千万别迟到，更别借故改期，惹人家不高兴，否则，你采访时他也懒得交谈，马虎了事算了，损失的还是你自己。

　　采访前明确了自己的身份地位，确定了应抱的态度，接下来就是弄清自己的采访目的了。你找某个采访对象，是就想了解他或她本人呢？还是想向他或她侧面地了解另一位你想主要了解的人？目的清楚了你在采访时的做法也就不同了。比如1972年我参与创作话剧《友谊的春天》，当时确立的男主人公原型是庄则栋，于是我们先找领队、教练员、陪练队员、男队员、女队员，请他们都来谈庄则栋。同时又请主力的冠军队员徐寅生、李富荣、张燮林、郑敏之、林慧卿等人既谈庄则栋也谈他们自己，目的是想把他们自己的许多特点都与庄则栋的综合起来，糅成既真实又虚构的男主人公。当我们从“外围”已经了解到有关庄则栋的性格气质、兴趣爱好、打球特点、人生经历、语言特色、为人处事乃至人际关系的时候，再找他采访就像老早就相识的朋友似的交谈，非常顺利，收获甚丰。当你的采访对象是要求他们谈别人而不是谈自己的时候，他们会很轻松、很合作，等到你的主要采访对象是谈他自己而你又已经知道了他的好多事情时，他会既好奇又开心也很合作。这是我在采访实践中体会到的一条经验。

　　还有，全方位、多层次、多侧面的采访结果，得到的素材不但丰富多样，而且独特的细节也会很多。比如为了迎接世界妇女大会1995年在北京召开，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1994年要出版一套《将帅夫人》丛书。该套丛书的主编赵云声约我撰稿，我选了张云逸大将的夫人韩碧，不巧的是我去采访的前三个月，她已经逝世了。我便邀来她的两个儿子与儿媳妇、孙子、保姆、秘书、参谋、警卫员等人采访。他们都从自己与韩碧接触相处的角度谈了大量的素材，那些素材里的生活细节又独特、又生动，十分有趣。我交稿后赵主编看了很高兴，他说看得出来你采访得很用心、很深入，不像有的人只在各种回忆录里抄来抄去，有骨头少血肉。于是他便将我的稿子推荐到《羊城晚报》先期摘要发表。后来《海口晚报》也转载了，东北一家家庭杂志也转载了。写人物特写和人物传记类作品并非我的写作特长，我想就是因为采访用心深入，使作品有血有肉吧。

　　采访的态度要端正，目的要明确，临场的方式方法也很重要。因为我们要采访的对象形形色色，他们的性格不同、地位不同、职业不同、年龄不同、文化程度不同。有的性格外向热情健谈、有的性格内向不善言辞、有的自我表现夸夸其谈、有的谦虚谨慎不想多说、有的傲慢自大不屑一谈、有的自卑胆小紧张拘束、有的笨嘴拙舌词不达意、有的空话套话非常利索。面对各种不同的人，我们临场就该懂得应变了。比如我在创作剧本《珍惜》时，到交通部水运规划设计院和秦皇岛港口进行采访，起初工程师们嫌你外行不懂，觉得跟你谈有什么用，岂不是浪费时间。我就态度很谦恭地表示正因为外行不懂才要向你们虚心请教，并且坦诚地说十年动乱把国民经济推到崩溃的边缘，港口建设停滞荒芜，现在改革开放对外贸易，然而泊位特别是万吨轮泊位严重不足，港口压船、压货现象十分严重，经济赔款损失巨大，中央领导非常着急，你们任务重、压力大，常常要到港口现场一待就是一年半载，离妻别子两地分居（这些背景资料已经先从领导那里采访时得知了），我很佩服、很感动，所以想来采访你们、写你们、歌颂你们，人家一听、一看你这态度，也就很乐意接受你的采访了。再比如我在创作剧本《开荒牛的迪斯科节奏》时，到深圳的渔民村采访，当时虽然才1983年，可他们住在深圳河畔，得改革开放的风气，占尽天时、地利、人和，家家户户都已经住上两层楼房了，生活已经富得流油，那些过去逃往香港的人都纷纷被吸引回归了。他们一看我这个从北京来的“北方佬”，也是瞧不起，一副不屑一顾的态度，我赶紧声明我也是“广东佬”并用半生不熟的广东话跟他们交谈，这才又亲切热情地接受我的采访。而同样在80年代，我在北方农村采访的时候，那时的北方农村还落后比较贫穷，我虽然不抽烟，但我总是带着香烟，采访时热情地递上烟自己也陪着抽，喝水吃个便饭也不嫌脏、不嫌差，临了还多给饭钱，人家也就很热情地配合你采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