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制作人冷治夫谈DV的审美价值

中国纪录片的发展历程，不妨视为旧的纪录片审美范式突破与新纪录片范式的创立之间不断交替的过程。一种艺术表现范式的高度成熟，蕴涵着其衰落的因子，从而终究会被新的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艺术范式所取代，就好像纪录片纪实理念的风靡横扫主流纪录片与精英纪录片的摆拍理念一样。八九十年代纪录片（专题片）忽视内心的审美体验，而过多地依赖于意识形态和形式框架，这就容易形成千篇一律的纪录片“平庸”局面，使欣赏者产生一种审美上的疲惫感。在数字技术诞生之前的大部分时间里，许多纪录片工作者如同依附于地主的佃户一般，倚赖着电视台配给的价格高昂的摄像器材以及按小时收费的后期编辑设备去“制造”着纪录片。这种技术化，工具化的思维模式将创作者异化为生产工具的从属物，使得纪录片的摄制过程无时不在社会利益与经济利益的量化测算中消解着珍贵的独创性和体验性精神。而DV的出现，以一种低成本、高质量、小型化、数字化的影像“救赎者”姿态，从某种程度上打破了这种建立在制度和拍摄经费基础之上的体制霸权。终于，体制与自由的矛盾从技术进步的层面上寻找到了突破点。当吴文光导演追随一个草台歌舞班子浪迹江湖的时候，一台不甚起眼的DV摄像机在凝聚了艺术家独特情感体验的同时使人们心理产生强烈共鸣。这种拍摄本身的“随意性”，刚好与传统体制下道貌岸然的“摆拍”形成了根本上的价值取向差别。

纵观影视领域的百年演变，任何一种影视创作新范式的出现都是以独特的审美经验作为最终动因的。DV节目创作的初始阶段，我们会欣喜地发现一些富有创造精神的DV创作者们，他们中的许多都是没有受到过专业影视制作培训的，这些先驱者心中郁积了许多新鲜、独特的审美体验。他们没有主流纪录片制作者的功利思想和精英纪录片艺术家们的名利思想，因此轻易地突破了意识形态和大众审美规律的束缚，并且在西方纪实观念的冲击下，创造出一种突破旧有纪录片模式的新范本。如果抛开DV的记录基础功能不谈，仅仅讨论DV节目的创作，那么作为一种影像表现手段和艺术创作的DV审美，便至少要包涵两个主要特征：独创性和体验性。

审美体验是审美创造的开端，同时也是贯穿着审美创造的全过程。没有审美体验，就谈不到艺术创作，充其量只能是一种“制作”。审美体验是审美主体与审美客体融而为一的过程，具有高度的独创性和个性化特征。从西方哲学的意义上来说，体验是一种跟生命活动密切关联的经历，它的最根本的特征就是类似“直觉”的那种体验直接性，它要求意识直接与对象同一。DV节目的创作不需要强大系统的制作班底，不需要策划，撰稿，录音，灯光，甚至不需要专职的摄像，成片不需要刻意地去符合某个播出平台的标准，编导融摄、编、剪于一体，这种DV独有的创作现象恰好将审美体验的独创性、直觉性和体验性特征发挥到了极至。

体验的主要特征是个体性。体验是一种跟生命活动密切相关的经历，再现了生命的整体意义，因而，体验必须带着主体的个性化特点。体验也并非纯粹的主观性，所谓体验，必须是由体验对象所引起的。DV创作不能拿起来就拍，要讲求“悟”，这种 “悟”必须是个体性的直接体验，是主客一体的浑然之境。DV创作的审美体验如果靠理性的思维方式，靠固定的传授模式，靠文学语言的传授，虽不能断言毫无用处，但是不能达到审美独创性与体验性的终极目的。严羽《沧浪诗话》中关于审美艺术创作的名言指导了一代又一代的艺术创作者，这些规律在今天看来对DV纪录片仍旧拥有巨大的指导价值：“夫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这种别材别趣，说的就是艺术创作中独特的审美体验，这种体验更多的依赖于感性而非理性，依赖于内心的体验而非对前人作品的临摹。DV创作最主张的是张扬个性，摒弃束缚，DV作品的妙处，正在于摆脱了前人功力束缚的藩篱，将作者的独特感受倾注到创作中。另外，DV创作体验性与独创性的体验还总是伴随着随机性的特征，DV创作是在拍摄的随机情境中得到开悟，而不是依靠预定的传授教启或模式操作。

 无可否认，DV创作的发展始终伴随着纪实理念成长的步伐，他们互相协调影响，相互依存。DV在中国最初的十个年头里发展迅猛，这意味着DV作品的青春期尚早，但这并不意味着纪实这种形式理念范式的宝刀不老。当真真假假的纪实理念泛滥成灾，当盲目跟踪，无故摇晃，无意义长镜头的消耗性使用已经成为“纪实”的伪标签，而不再具有任何先锋意义的时候，作为一种旧范式的形式化的纪实手法已经由成熟渐变到萎靡。今天的DV创作呼唤着更新范式和多元化范式的破土而出，以其蓬勃的生命力来取代一切旧的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