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制作人冷治夫谈DV的社会价值（二）

社会如何被纪录，纪录什么？什么在社会中即将沉沦？民间影像纪录的社会意义如何在DV中体现？这些都是摆在无数DV爱好者眼前急待解决的问题。过去发生的事情，我们可以找到证人做采访，做口述。口述历史同样是历史，因为它是见证人的口述。而一旦见证人都没有了，就会比较麻烦。笔者数年前曾经与几位纪录片同仁精心策划过两个跨时代的人物传记纪录片，一部是《最后一位太监》，另一部是《毛人凤的“副手”》，不幸的是，当投资和撰稿都已到位时，这两位曾经叱咤风云的人物却分别以百岁的高龄依次逝世。这件事情本身对我的震动很大，因为在社会价值的保存面前，我们无数的一线纪录片工作者已经显得力不从心——这些具有重大社会政治意义的历史人物尚且难以用纪录片来保全影像，更何况那些被长期埋没的大众社会人物和平民日常生活呢?生物学家告诉我们，每年有数以万计的物种灭绝，每年也会有数以万计的物种诞生。在现代社会，我们同时也应该看到，每时每刻都会有富含自然的、环境的、社会的、人与人之间的东西出现或者灭绝，由于我们人类没有或者忽略了用影像纪录保存，那么不用说我们的后人看不到，就连我们的“回顾”也会无从谈起。

DV纪录的大都是民间的小人物和大众生活，如果我们抛开创作中的艺术和技术的不稳定因素和自然主义表现带来的消极影像，这种趋势是值得肯定的。然而这些显然是不够的，DV还可以拓展自己更广阔的空间：一切被官方媒体注意力所遗弃的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应该受到关注。这也许正是DV民间影像纪录功能的魅力所在。需要指出的是，这些社会的历史绝不仅仅是战争史，国家政治史，军事史，领袖人物史和主流文化艺术的发展历史。（像所有的大型文献纪录片所承载的社会功能一样，这些重大历史意义的建构与消解理应交给主流媒体和主流题材创作的编导在主流平台上制作完成。）还有一些（更多的）历史是由社会大众在日常生活中所建构的，只是由于中国千百年来的等级制度压迫了这种大众日常社会历史的表现话语权——这种“平常人，平常事”历史建构的需要，恰好与我在第一篇（DV的记录价值）中所提到的DV影像的记录价值不谋而合。DV影像可以在沉沦的大众社会价值观中找到突破点，以其低成本、易操作和随意性成为纪录大众底层社会人物和社会生活的最佳媒介。因此DV富有这样的历史使命：纪录有可能沉沦的却是有价值的东西。什么东西富有价值？这便是因人而异了，在有的编导的眼中，搭台唱戏的草台班子富有价值，有的人认为同性恋具有人性价值，老人, 大学生，民工，画家，船夫，攀岩者，群众演员…….社会的价值在每个被摄对象身上都有着不同层次的体现，同时在不同的DV创作者眼中，他们都应该是肩有共同的构建大众历史层面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