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制作人冷治夫谈DV的自我价值

最近，笔者用了近2年的时间完成了一份对DV爱好者的调查：在300名受调查的DV爱好者中，有82％的人用DV拍片是为了自我展示和欣赏。他们觉得自己的作品能在小众内传播或在校园里获奖，就会得到莫大的满足；16％的DV爱好者是以DV为生存基础的，也就是说他们靠DV挣钱，拍DV是“为我所用”；还有2％的人以DV为终身所爱，他们视DV为自己的生命，为了DV一切皆可抛……。
                    
DV自我：以此为荣的
 
这样的DV爱好者比较多。他们用DV创作节目，往往就是为了自我欣赏或完成老师安排的作业。这些DV人在创作的时候一般没有多少压力，他们出于对DV的喜爱，开始在校园或社会上寻找题材，有的写出剧本，并且在自我陶醉中进行创作。对于完成的作品，一般情况下他们首先在小众内传播，如果这个时期校园或某网站上有DV大赛，这些DV爱好者还会把作品送去评奖，以满足较强的虚荣心。

中国传媒大学影视艺术学院导演班的4名同学，自筹资金3000元，来到北戴河拍了一部DV电视剧。剧中的人物全部都由学生家长和同学来演。25天后，一部50分钟的电视剧完成了。按照当时拍摄的初衷，他们首先把节目送到了“台湾DV校园双年展”去评奖，然后又托家长把节目送到电视台播出，最后在校园里观摩传看。其结果可想而知，得奖和播出很快成为泡影，只有在校园观摩成为可能。当哈哈大笑和稀稀拉拉的掌声在视听教室响起来的时候，他们兴奋不已，当天晚上请全班同学吃了一顿大餐，还每人谈了一段创作体会。当问及拍DV节目损失了3000元的时候，哥几个不以为然，他们觉得通过校园观摩，已经找到了自我：高高兴兴地过了一把当导演、当摄像的瘾，值了！当然，班级里面以后对这几名同学的称呼，也都改成“刘导”、“高摄”、“黄制片”了。

中央戏剧学院有一个刚读2年级的叫郭小娜的女生，看到学校贴出海报要搞DV故事征集并评奖，于是让家里捎来了DV机，开始了自拍自导的创作。本来大学本科的一、二年级主要是学习基础课，她还没有完全开始学习专业课，所以尽管费了很大的力气，送到老师那里一看就是次品。然而郭小娜同学并没有失去信心，在同学的帮助下，又完成了一个短片。最后在学校的DV大赛中得了鼓励奖。有趣的是，当郭小娜把证书寄回家的时候，其父母不但把孩子的作品放给所有的亲戚看，还拿到郭小娜上高中时的学校去放映。后来笔者给这名女生算了一笔账，前后拍的2部DV片，共花掉了她四千多元钱（购买录像带、请人帮助剪辑、配音乐、交通费等）。采访郭小娜拍DV有什么体会时，她说：“高兴，就是高兴！我父母也为我高兴！”

DV的自我价值在“自我找乐”上也非常突出。黑龙江佳木斯有一位叫汪祥贵的退休职工，他每天的乐趣就是早上起床后，到小区里拍摄邻居们的晨练和秧歌舞。然后白天进行简单剪辑，晚饭后在院子里放给大家看。天长日久，“看DV电影”成了小区每天晚上的一件大事，甚至出现了“占位子争吵”的现象。原本开不起来的“街道会议”和“业主大会”也都选在DV节目播放前开。汪祥贵本就是个工人，从来没有当过领导，更没有在人群前讲过话。自从每次播映前都由他“介绍”几句后，使他的发言和讲话水平大有长进……过足了“当领导”的瘾。以后，就连“扇子操”和“剑术”的排练队形，都要征求“汪导”的意见。我们给老汪头算了一笔账，他一年投入在玩DV里面的经费大约是600多元（DV机和电脑的投入除外），平均每个月50元（主要是购买录像带）。而这些是没有任何经济回报的。这些DV爱好者只是在DV创作或在DV的玩赏中得到了自我满足。

DV自我：以此为生的

DV的自我价值还表现在“获取收入”上。笔者的身边就有这样一些“职业”DV人，他们通过DV的拍摄、刻盘或播出，获取相应的报酬，循环往复，其乐也融融。这部分DV爱好者主要的工作就是每天用DV拍摄红白喜事、娱乐留影等，还有的专门接各种DV节目剪辑的活，以及租赁DV机等。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已经把DV作为一种谋生的工具了。

赵冬生，49岁，某企业下岗职工。从2001年起开始用DV机为邻居和同事拍摄结婚和旅游录像，刚开始完成一次结婚录像的收入是一条中档香烟，以后改为75元，2003年上升到180元，到了2005年8月，他每完成一次婚礼录像的收入是260元。为此赵冬生的家里装备了一整套DV创作设备，他在去年还购买了一套简易的录音设备和刻录机，今年又投入了2000多元配齐了用于配乐的婚礼歌曲。他的月收入在四千至六千元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