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说诗眼的消解与提升

    以上，我们评述了历代诗论家对于诗眼的内涵、作用和提炼诗眼的语言技巧等诸多见解。但是，从宋元到明清，并不是所有的诗论家都对诗眼给予青睐。事实上，从南宋开始，就有一些诗论家出于对诗歌自然浑成的意境的推崇，对诗眼表示了冷淡与轻视。南宋姜夔在《白石道人诗说》中提倡诗歌“气象深厚”和“自然高妙”，故而认为：“只求工于句、字，亦末矣。”严羽《沧浪诗话》以盛唐之诗为艺术典范，追求气象雄浑的诗境，他说：“其(诗歌)用工有三：曰起结，曰句法，曰字眼。”将“字眼”置于诗人“用工”的最末位。明代王世贞受了严羽的影响，其崇古的眼光更向上移，以《诗经》和《古诗十九首》为诗歌的最高境界，说古人诗“篇法之妙，有不见句法者；句法之妙，有不见字法者。此是法极无迹，人能之至，境与天合，未易求也。”既然说篇法、句法、字法都到了“境与天合”、无迹可求的境地，实际上也就取消了篇法、句法、字法，包括“诗眼”。这种推崇诗歌句法、字法自然浑朴的观点，到了胡应麟的诗论中，就出现了对诗眼的指斥。他说：

    盛唐句法浑涵如两汉之诗，不可以一字求。至老杜而后，句中有奇字为眼，才有此，句法便不浑涵。昔人谓石之有眼为研之一病，余亦谓句中有眼为诗之一病。如“地坼江帆隐，天清木叶闻”，故不如“地卑荒野大，天远暮江迟”也。如“返照入江翻石壁，归云拥树失山村”，故不如“蓝水远从千涧落，玉山高并两峰寒”也。此最诗家三昧，具眼自能辨之。(以下自注)齐梁以至初唐，率用艳字为眼，盛唐一洗，至杜乃有奇字。

    胡氏不人云亦云，敢于发表新见解，说“句中有眼为诗之一病”，又云杜甫以奇字为眼的诗“句法便不浑涵”，都令人拭目。但他的观点，明显地有崇古薄今、形而上学、违反事实的错误。首先，说“至杜乃有奇字”，便不符合唐诗的实际情况。在杜甫之前，有綦毋潜的“塔影挂清汉，钟声和白云”(《题灵隐寺山顶禅院》)，有岑参的“孤灯燃客梦，寒杵捣乡愁”(《宿关西客舍寄严徐二山人》)，都以奇字为诗眼。可见，说杜甫开了“以奇字为眼”的风气，这个观点难以成立。其次，胡氏把句法浑涵同句中有眼绝对对立起来，认为句法浑涵就不能有句眼；有了句眼，句法便不浑涵，也是偏执失实之见。我们在前面所举的王维《观猎》与杜甫《旅夜书怀》，就达到了句法浑涵与句中有眼高度的统一，足以驳倒胡氏的论调。再次，胡氏否定“句眼”，是以“两汉之诗”为最高标准的。汉诗高古苍劲，自然浑成，既无佳句可摘，更无句眼可赏。但那是诗歌语言艺术比较粗糙时期的产物，经过魏晋南北朝诗歌创作丰富的艺术经验的积累，到了盛唐，诗歌艺术高度成熟，诗人们提炼语言的技巧多种多样，堪称得心应手、炉火纯青，从而在数以百计的佳作中实现了浑成之篇、警策之句与传神之眼的和谐统一。胡应麟无视诗歌语言的愈益丰富精微，否定诗歌艺术的发展、提高，以汉诗为唯一标准来评价后代的诗歌，适足以暴露其崇古、守旧、偏狭、倒退的审美趣味，不足为训。明代前后七子和胡应麟的复古主义，遭到了清代主张新变的诗论家叶燮、赵翼、袁枚等人的严厉批判。叶燮认为，“诗之为道”，是在“相续相禅”中“踵事增华”，后来居上。赵翼《论诗绝句》云：“满眼生机转化钧，天工人巧日争新。”“词客争新角短长，迭开风气递登场。自身已有初中晚，安得千秋尚汉唐？”在这种强调诗歌因时递变、不断因革创新的精神影响下，清末杰出的诗论家刘熙载对“诗眼”作了超越前人的精辟论述。

    他说：“词眼”二字，见陆辅之《词旨》。其实辅之所谓眼者，仍不过某字工、某字警耳。余谓眼乃神光所聚，故有通体之眼，有数句之眼，前前后后无不待眼光照映。若舍章法而专求字句，纵争奇竞巧，岂能开阖变化，一动万随耶？炼篇、炼章、炼句、炼字，总之所贵乎炼者，是往活处练，非往死处练也。夫活，亦在乎认取诗眼而已。诗眼，有全集之眼，有一篇之眼，有数句之眼，有一句之眼，有以数句为眼者，有以一句为眼者，有以一二字为眼者。冷句中有热字，热句中有冷字，情句中有景字，景句中有情字。诗要细筋入骨，必由善用此字得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