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主张虚构是纪录片虚无主义倾向, Story 2

我实在不明白，为什么有人会否定这短短20年来中国纪录片出现的这样难得、又这样喜人的局面？

其实，说中国纪录片处于“低谷”，这种估计是错误的。就2002年在“北京国际电视周”和上海“白玉兰”国际电视节两项重大的世界性纪录片活动来看，中国电视纪录片的表现不俗。在“北京国际电视周”纪录片研讨会上，中央电视台孙曾田摄制的《祖屋》、成都电视台彭辉摄制的《平衡》、湖北电视台张以庆摄制的《英与白》在观摩和研讨中受到了中外观众和专家的关注和好评。此前，这些作品都在国内外获得了重要奖项。在第9届上海“白玉兰”国际电视节，我本人荣幸地担任了纪录片国际评委召集人，就评委们审看的20余部中外“人文类”纪录片来评量，中央电视台参评的《三峡移民》和上海电视台与徐州电视台合作的《干妈》，同其他参赛作品比较要突出很多。占国际评委多数的外国评委们特别赞赏两部中国作品内容的价值和讲故事的技巧。因此，两部作品很顺利地被评上了人文类纪录片“大奖”和“评委奖”。在参加2001年年底在武汉举行的“中国电视纪录片学术年会”，和上述北京、上海的两次国际纪录片活动，我本人对于近年来中国纪录片在创作方法上的进展有了这样的印象：

中国优秀的纪录片对于生活的观察和描绘越来越往深层次进发，它们入木三分地刻画现实人生的同时，主题更富于哲理性；中国优秀的纪录片更热衷于讲述一个真实而又动人的故事。它们几乎把其他姐妹艺术，特别是文学、戏剧艺术的叙事技巧借鉴到纪录片拍摄中来。叙事对象更加个体化，叙事本身更加情节化，诸如：悬念和高潮的设置、误会法和幽默的的运用，以及开放式叙事结构的安排、处理等等，都使作品的审美品位加高了。

不足的是，中国纪录片题材面比较狭窄，样式也比较单一。我们还比较集中于拍人文类纪录片，对于自然风光类纪录片，我们关注和投入都不够；社会调查性的纪录片各地电视台拍得不少，但没有给与应有的地位，一般还是当着新闻深度报道来对待，制作得比较粗放。这后两种样式与国外发达国家有很大的差距。

因此，今后前进的道路还是在于深入生活、拓宽题材。更加讲究作品的当代性和社会性、哲理性。

在2002年5月举行的“北京国际电视周”上，瑞士导演克利斯丁·福瑞(Christian Frei)拍摄的《战地摄影师》（War Photographer）在观众里产生了震撼性的效果。这部纪录片有大量在第一现场拍摄的画面，使用附加在战地摄影师的尼康相机上的唇膏型数字摄像机拍的——本片主人公、美国杂志摄影记者詹姆斯·诺斯威在科索沃、印度尼西亚、巴勒斯坦，冒着生命危险记录了他所目睹的战争的残酷和人们的苦难。在影片开始的时候，银幕上打出了导演引用的战地摄影师罗伯特·卡帕(Robert Capa)的一句名言:“如果你的画面不是足够的好，那你靠得不够近”（If your pictures aren't good enough ,you are not close enough）。这句话是至理名言。我们的纪录片拍得不够好，确实应当首先检讨一下我们对于生活深入的程度。

这是一位成功的西方纪录片工作者想竭力告诉我们的话。但也有另一位西方人，那就是前面我们提及的威廉姆斯，居然告诉我们说：“电子技术使摄影机可以撒谎”（见《没有记忆的镜子》）。这句话，居然成为“肯定了被以往的纪录电影（尤其是‘真实电影’）否定的‘虚构’手法”，“纪录片可以而且应当采取一切虚构手段与策略以达到真实”的理论依据了。简单一点，是否就成了这样的公式：

电子技术可以撒谎＝纪录片可以虚构

但是，克利斯丁·福瑞的片子雄辩地告诉人们:数字技术可以更加真实地反映现实,关键是我们是否真诚地对待现实，对待观众，要时刻警惕地提醒自己离现实是否很贴近。这次获得本年度“白玉兰”奖的自然类纪录片——美国国家地理频道的《长牙巨兽》（Tooth Titans）、《空中猎手》（Flying Devils）和英国BBC的《诡异自然；绝妙运动》（Weird Nature Prog 1：Marvelous Motion），使用了多种多样的现代先进的摄影技术来武装前期拍摄和后期制作。但是，他们提供的是来自自然的第一手资料，全然没有以往科学考察片免除不了的棚内扮演和瞒天过海、偷梁换柱的特技处理。数字和电子技术使得摄影机可以探索和记录人的内心感受和许多以往看不到的微观世界景象。美国导演米歇尔·勒布伦(Michelle Lebrun)用微缩摄影机拍摄了她的丈夫与癌症战斗到生命最后一秒的内心感受和生理的感觉，影片的标题表明了主题：《死亡，一个爱的故事》（Death A Love Sto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