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怎么样走出电视纪录片创作低谷（一）

      尽管我国电视纪录片创作的数量逐年递增，但有个性、高水准的纪录片并不多见。创作题材雷同、主体模糊、记录手法大同小异的情况普遍存在。中国纪录片在国际上虽时有获奖，但题材狭窄，主要局限在人文类、环境与自然类，不少种类在国际大奖中尚处于缺席状态。2000年10月底举行的“北京国际科教纪录片展评研讨会”聚集了近200部来自各国的科学纪录片，但没有一部中国纪录片。2001年第14届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片电影节上，中国纪录片处于“缺席”的尴尬境地。电影节主席阿里说，作为一个大规模的电影节，中国是被“漏掉了”的一块。为了满足国内电视纪录片播放需求，不少电视台根据市场需求转而购进国外优秀纪录片。全国纪录片无论从创作还是从市场看，都处于不容乐观的状态。集中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创作理念局限，难以突破纪实观念的束缚。受格里尔逊思想的影响，我国纪录片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只是作为宣传工具而忽略了纪实本体。《望长城》掀起纪实热潮，我国纪录片随即走上了本体回归之路。一些创作者惟恐重蹈覆辙，矫枉过正，将纪录简单等同于纪实，视纪实风格为纪录片的唯一风格，反而作茧自缚。纪实之外，是否还能有多种多样的纪录片风格呢？如何突破既有的记录手段对被摄对象进行更加深入的记录与思考呢？这是创作者们所要思考的问题。

　　在纪实观念的束缚下，纪录片的整体风格难以脱离纪实的窠臼。编导们追求纪实风格，采用一种完全的纪实手法，在创作中尽可能不干涉拍摄对象，注重捕捉人物活动的真实细节，以活生生的细节感染人，从而启发人们体会事物表象所包含的哲理和意义。，不少人甚至将纪实创作模式化为大量的长镜头、同期声、无技巧剪辑、无解说词等。有人就曾用“画面加解说词”概括80年代的纪录手法，而用“同期声加长镜头”来概括90年代至今的纪录手法。

　　在这种纪实理念的局限下，拍摄对象多限于普通百姓，拍摄视野难以越出平民的视线。但这种以普通百姓作拍摄对象的纪录片也有局限性。它将其它层面的人们的生活排除在视线外，将复杂、多义的现实生活简单化、平面化，导致了思维方式的单调和封闭。

　　在纪实观念的指导下，我国创作者积极汲取西方的创作理念。这本无可厚非，但一些创作者把纪实理念无限延伸，步入自然主义的误区，反而作茧自缚。我国纪录片理念受到弗拉哈迪《北方的纳努克》的影响，受到吉加?维尔托夫的“电影眼睛”、让?鲁什的“真实电影”理论的影响，注重再现生活的原生态，强调纪实性。纪实理念无可厚非，但是不少创作者将自己局限于狭隘的纪实观念中，大量罗列自然生活流程，使记录过于琐细与平面化，反而忽略了对生活的全面、深刻和立体的探求。“纪实理念”在无形中被异化了，进而演变为自然主义观念。纪录片创作也因此暴露出许多问题。比如将摄像机交给观众、不惜代价摄取客体生活最隐秘的部分等等，引发了业内人士的讨论：记录的界限到底在哪里？

　　第二，纪录片题材狭窄。整体上讲，大部分纪录片是人文类、社会类、自然环境类题材，通过展示人的生存形态和各种本真的情感来引起观众的共鸣。经济类、时事政治类、科学类题材相对少见。

　　从局部看，首先在人文类纪录片中就存在选题狭窄的问题。有两类题材所占比例最大：一类是边缘群体，另一类是弱势群体，其次，在科技类纪录片中，所选题材局限于熊猫、猿猴、鸟类等动物。

　　题材的狭窄束缚了纪录片的手法、视角，也限制了它的风格。久而久之，大量雷同的题材、模式化的拍摄方式和单调的思维方式便令人乏味和厌倦。狭窄的题材使纪录片与现实生活越来越远，失去了题材本身所应具有的重要的社会价值与现实意义。

　　人文关怀理念的泛滥表现为许多纪录片无论题材如何，都从人文视角切入，以人文关怀贯穿始终。大多以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状态为基点，抓取生活细节，以其源自生命深处的温暖与魅力震撼人心。这种人文关怀的视角局限在对人类的本体关怀中，这种关注相对于整个社会而言，是对人作为个体的存在进行关注，但相对忽视了人所生存的环境———社会的现实状况的关注，是一种狭隘的人文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