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怎么样走出电视纪录片创作低谷（一）, Story 2

　　这种状况有着特定的社会和心理原因。我国纪录片创作起步晚、起点低，制作力量单薄，与西方纪录片有一定差距，不少创作者存在着“接轨心态”，加之各种急功近利的趋向，就导致了这种情况的产生。以下对此进行详细分析。

　　我国纪录片创作者来源较杂，水平参差不齐，文化知识结构不够合理，整体力量较为薄弱。除去各台或民间专业创作人员，很少邀请、培养各行业专家、学者制作相应领域的纪录片，纪录片的社会制作力量也十分贫乏。

　　80、90年代以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创作者们有着明显的“接轨心态”：认为西方的都是先进的，于是采取拿来主义，用于创作中，比如格里尔逊的信条：“我们首先是宣传员，其次才是影片摄制者”曾为一代纪录片人所迷信；比如弗拉哈迪在拍摄《北方的纳努克》是采用让主人公表演的手法，“真实电影”的拍摄手法，不少人竞相模仿。

　　急功近利的趋向也是导致狭隘人文关怀的重要原因。它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不少创作者抱着讨巧的心理，以获大奖为目的，迎合西方国家的偏好。但作为现代化的中国，那种纪录片记录的传统生存方式必将成为历史，这决定了此种题材的生命力必定是脆弱而短暂的。而那种落后的、行将淘汰的生存方式与一个国家的发展方向是背道而驰的。因此这种迎合西方社会的价值取向而以放弃反映本国发展的实际状况的责任的做法是弊大于利的。其二，避重就轻、投机取巧的心理导致创作者选取边缘群体、弱势群体的生活作为进行拍摄。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创作者对生活的体验往往是浮光掠影而不是深入透彻，对生活的纪录也就流于表象而难以深入实质，那种附庸风雅的人文式感喟也就显得无病呻吟、苍白无力。

　　从以上对中国当代纪录片创作中存在的一些主要问题及其分析中不难发现，这一系列问题的原因可以归结到“狭隘的人文关怀的理念”泛滥。要解决这些问题当从根本上更新观念。